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杨四平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5BZW12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主要成员有：方维保、朱力、陈忠强、谭五昌、郭传梅、蔡静、朱菊香、杨惠。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唯“情”是瞻，唯“情”是从，抒情独大，制造了诗歌抒情的神话，遮蔽了叙事性诗歌与诗歌叙事性的真相，当然，也遮蔽了议论性诗歌与诗歌议论性。百年现代汉诗，在叙事方面的丰厚成就，常常被简约为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诗或流派层面上的写实主义诗歌。因而，除了继续研讨现代汉语叙事诗和写实主义的现代汉诗外，深入探究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就成为现代汉诗研究“祛蔽”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现代汉诗叙事涉猎的范畴、内容和形式无边无际，每一个研究者只能寻找一个很小的切口，尽自己绵薄之力，进去一探究竟，说出某一方面的“所以然”。此间，现代汉诗的叙事话语、形式和策略等诸如此类的叙事形态，是题中应有之义。该成果从现代性和段位性的维度研讨百年现代汉诗的叙事手段、机制、规律及其文学史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首先，从百年现代汉诗叙事的发生因由及其历史演进两大方面探究其追寻现代性的踪迹。（1）从发生学的维度，分析现代生活的沧桑巨变、现代诗人身份的角色转换、现代汉语的推广普及、国外诗歌启蒙运动及其“新体诗”的启发、现代汉诗意志化/事态化“诗的共和国”取代物态化/社会化“诗的王国”的诗学新变，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叙事能力的不断增强，探赜百年现代汉诗叙事发生的外因和内因。（2）从溯原竞委的角度，梳理现代汉诗叙事追寻现代性的百年踪迹：从晚清至20年代现代汉诗叙事成型、30年代现代汉诗叙事的“多声部”协奏、40年代现代汉诗叙事的深度融合，到50~70年代现代汉诗叙事的乌托邦、新时期现代汉诗叙事的理性回归和诗学分野、新世纪现代汉诗叙事的扁平化和口语化；既为本课题的系统论述勾勒历史全景，也阐明百年现代汉诗叙事历史承递的内在脉理，还为从创作现象和诗歌历史方面引发现代汉诗叙事的“问题意识”提供事实依据。

其次，归纳和辨析百年现代汉诗的五大叙事形态及特征。（1）百年现代汉语叙事诗中的叙事及其“运事”特征：先纵向考察现代汉语叙事诗的百年形象化历程——从五四被启蒙的贫贱农民、启蒙与自我启蒙的城市知识分子、20世纪30~40年代城市青年、工人与暴动和抗战的农民，到新中国工农兵形象、新时期“讲真话”的人、80年代中期后的平民；再纵向梳理现代汉语叙事诗的百年史诗化追寻——从晚清“杂歌谣”史诗性写作、五四长诗化写作、30年代呐喊型、颓废型和“称述型”史诗化写作、40年代民族国家史诗性写作，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世”的、英雄的和历史的史诗性写作，以及新时期“文化寻根诗”和“现代史诗”写作。（2）百年现代汉语抒情诗中的叙事及其“咏事”特征：从历时性角度，先论述百年现代汉语抒情诗叙事的大众化——从五四开始急切呼唤个性解放的抒情诗，到50年代牧歌体抒情诗和50~60年代颂歌型和战歌型政治抒情诗，最后到80年代控诉的、申诉的、不满的政治抒情诗；再论述百年现代汉语抒情诗叙事的纯诗化——从早期象征派的纯诗化、新月派的纯诗化、后期象征派的纯诗化，到50~70年代台湾“乡愁诗”的纯诗化、“白洋淀诗群”的纯诗化、朦胧诗的纯诗化和第三代诗的纯诗化。（3）百年现代汉诗的写实叙事及其“纪事”特征：主要考察现代汉诗写实叙事的三类叙事形态及嬗变：失声平民成为怨恨叙事主体的人道写实，在道德盘诘与政治针砭之间的批判写实，以及现代史诗性营构的革命写实。（4）百年现代汉诗的呈现叙事及其“暗事”特征：以意象隐喻事件为核心的现代汉诗呈现叙事，在20年代表现为于中西夹生中音色形的象征化，在30年代表现为“非个人”的客观化，在40年代表现为线团型的有机综合化，在新时期表现为蒙太奇的冷风景化。（5）百年现代汉诗的事态叙事及其“演事”特征：论述现代汉诗事态叙事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现实性，及其独特的叙事风貌与戏剧性/戏剧化的总体特征：从意境到“事境”、叙述主体时隐时现、现代诗剧、独白体和对话体及其变体，以及肉身化修辞和求真意志的杂语狂欢。其中，前两大叙事形态特殊意义上（文类/诗体意义上）的现代汉诗叙事，后三大叙事形态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汉诗叙事；它们之间存在由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关系。

最后，从现代汉诗叙事“段位”的现代诗意角度，全面归结百年现代汉诗叙事的最终或者说最高追求。毕竟对诗而言，叙事最终的目的是获取诗意。因此，在本成果主体研究的最后，以现代汉诗的语言及文法这种诗歌意义产生的最基本单位——段位与空白及其背后的声音——来收束前面所说的“五大叙事”；剖析标点符号叙事、字词叙事、诗行叙事、诗句叙事、诗节叙事、诗章叙事等现代汉诗“视觉段位”、“听觉段位”和“联觉段位”叙事的诗意表现，进而探究音响性诗歌声音叙事、隐喻性诗歌声音叙事和有机性诗歌声音叙事在现代汉语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要言之，百年现代汉诗叙事，在现代性统摄下，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由叙事诗叙事、抒情诗叙事、写实叙事、呈现叙事和事态叙事构成的现代汉诗叙事体系，并最终归结于其“段位性”。

三  成果的创新之处

学术思想方面：在诗歌与叙事的本体关系上，首次揭橥与“诗言志”“诗缘情”具有同等诗学意义的“诗叙事”/“诗言事”一说；以诗歌类型学替代诗歌分类学，明确区分传统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诗与现代开放意义上的多种诗歌叙事形态；视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为贯穿现代汉诗发展的两条线索。

学术观点方面：认为“诗叙事”/“诗言事”，虽然由最初的“趣味化”已经过渡至“历史化”，但其“系统化”却有待时日；首次将百年现代汉诗叙事形态概括为兼具现代性和段位性的叙事诗叙事、抒情诗叙事、写实叙事、呈现叙事和事态叙事五大类，且分别将其特征概括为“运事”、“咏事”、“纪事”、“暗事”和“演事”；还首次提出了标点符号叙事、字词叙事、诗行叙事、诗句叙事、诗节叙事、诗章（十四行诗/图像诗）叙事等“视觉段位”叙事、“听觉段位”叙事和“联觉段位”叙事，并将其提升至诗歌本体论高度。

研究方法方面：既不把现代汉诗叙事研究简化为“外部研究”，也不一味地使之成为“内部研究”，而是着力使之成为一项内外兼顾的诗歌话语研究；不聚焦于“是什么”，而着眼于“为什么”；不把现代汉诗叙事锁定在“叙事主义”上，而是着力于开放性的对话协商。

第一，研究现代汉诗的叙事传统就可以从诗歌叙事这个层面把中国诗歌前后扭结起来，叙事成了古代汉诗与现代汉诗的牵肘线。如此一来，我们至少可以从抒情与叙事的双重角度，尤其是从叙事的角度，为“重写文学史”“重写现代汉诗史”，寻找一个结构性的线索与框架；同时，能从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诗的角度，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分期与学科命名，找到一种本体论上的支撑。这是它在文学史认识及研究方面的意义。第二，把诗歌叙事纳入当代叙事理论研究，突破以“抒情性”统领现代汉诗格局的僵化模式，彰显“叙事性”在现代汉诗发生与嬗变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用，以及有别于常规抒情所表现出来的本体特质、艺术手法、诗学形态和美学光彩；在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外，挖掘、梳理和归结出现代汉诗的叙事传统，显示现代汉诗叙事与抒情互动互益的诗学景观，强化问题意识，提出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努力在诗歌叙事理论建设方面有所建树。笔者提出的叙事诗叙事、抒情诗叙事、写实叙事、呈现叙事和事态叙事，有利于人们从这五大叙事类型上理性把握百年现代汉诗，至少可以将其作为某种“工具”去阐释具体的诗歌现象以及诗人的特殊创作。这是它在思维、问题与方法论方面的意义。第三，有助于其他叙事研究，尤其可以为丰富非诗文体的叙事研究，提供现代汉诗叙事经验方面的诗学剔抉。这是它在跨文类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面的意义。第四，为反思“抒情至上”的神话，乃至为破解当前“现代汉诗迷雾”这一难题，提供观点与方法层面上的学理支撑。这是它在批判现实方面的启迪意义。

四  成果的主要价值

第一，为当下诗人写作提供现代汉诗叙事的传统资源，增强自觉意识，调适努力方向。第二，从叙事角度重新解读百年现代汉诗经典，呈现有别于以往从抒情角度细读的特异风貌；这种“另类”的陌生，一方面给现代汉诗经典赋予更多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激发读者重读现代汉诗经典的兴趣与激情。第三，为读者提供解读叙事性现代汉诗的钥匙，减少长期横亘在诗歌文本与接受读者之间的晦涩问题，发挥涵化现代汉诗叙事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能效。第四，在全球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中，昭显现代汉语、现代汉诗与现代中国经验的世界价值。

综上，该成果将从诗歌叙事形态的角度，揭示百年现代汉诗叙事发生的因由，勾勒其发展的历史轮廓，重点分析现代汉诗百年进程中形成的五种主要叙事形态，探赜现代汉诗现代性和段位性的艺术规律，进而，为解读现代汉诗文本，分析现代汉诗现象、重写现代汉诗历史以及归结现代汉诗传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方法、观念和图景。当然，由于现代汉诗时间跨度百年，叙事形态多样，叙事经验丰富，对此，仅用五大类型加以归结，显然有化繁为简之利与弊，毕竟，百年现代汉诗叙事形态是难以穷尽的；还有就是，在将百年现代汉诗叙事与百年现代汉诗抒情和百年现代汉诗议论通盘考量以及“个案研究”等方面，该成果虽然在“结语”和三个“附录”中有专门的论述，但仍有待强化和深入。